郑成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就人格权而言，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及政治家（Politician）由于自愿将其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下，其名誉权、隐私权要受到更大的限制。摘要: 网络人权是线下的传统人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一系列人权的集合。
其次，欧洲人权法院在The Sunday Times vs. UK 案中，明确了为法律所规定这一标准的两个基本要求是：第一，法律必须可充分获知（Accessible）：公民必须能够在法律规则所适用的一定案件的情况中获得充分指引，最基本的要求是法律要公布。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政府垂直监管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开始寻找替代性的规制方式，并且在理念上也出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并且，白皮书也指出，由于规则的制定要考虑技术与市场变化，从而导致政策与立法也变得复杂、费时，成为一个缺乏灵活性与有效性的行为。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的网络人权保障体系不断完善。[25]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正式提出了网络自由这一概念。
[11] Michael L. Best在《互联网能否成为一种人权？》一文中指出，互联网可以成为一种人权，因为其大大拓展了表达自由。酒精生产商可以开展积极的自律，但其行为同时也要符合一些政府或其他行业外部制定的行为准则，澳大利亚政府和规范竞争的监管机构要参与制定行为准则，要与之协商，并且要和消费者代表组织协商。[36]第二，可预见性（foreseeable）。
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和便利上网，为在所有国家发展媒体及信息和通讯设施开展国际合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公约都规定了对表达权、人格权、结社自由等权利进行限制的限制，即限制应该符合三段论原则。传统的互联网监管强调政府的控制和主导地位，监管工具主要是设定许可、限定禁止内容、设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各种义务等，以干预行政为主。这又保护了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应当有紧迫的社会需要（Pressing Social Need）。
[14] 3.2010年至今，网络人权研究的多元化阶段 随着全球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研究转向为移动互联网的人权、人权与规制的平衡、网络中立等。2016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在互联网上促进、保护和享有人权》（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的决议，吁请所有国家根据本国关于保证在网上保护表达自由、结社自由、隐私权和其他人权的国际人权义务，解决对于互联网的安全关切，包括通过国内民主和透明的机构，以法治为基础，采取确保互联网自由和安全的方法，使之能够继续充当带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
[51]欧盟委员会也列举了许多规制需要考虑的公民权利，具体包括：（1）平等权。Aleksey Ponomarev在《平衡互联网规制与人权》论文中探讨了对互联网规制应当采用法律和技术规制手段，考虑有效性、成本、人权因素。[42] Jacob Torfing，Governance Networks，in David Levi-Faur (Editor)，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03. [43] 李继东：《复合规制：媒介融合时代的规制模式探微》，载《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47] 此外，在欧盟2007年颁布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中也特别规定，成员国应该在各自法律所允许的前提下，鼓励在国家层级上使用行业自律与合作规制的方式贯彻本指令的要求。
二、网络人权保护和限制的基本理论 网络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政府有义务进行保护。这些权利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绝对权利（Absolute Right），即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被国家限制或剥夺的，如免于酷刑或受到非人道或侮辱性对待及惩罚。2.完善网络人权的监管体制 针对我国网络监管中重政府监管，轻合作监管和自我监管的情形，笔者认为， 首先，政府监管部门应当从行业资质、隐私保护、实名注册、备案审核、内容限制等方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指导和合作，合理界定平台责任，实现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并行。政府规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体现了政府的干预。
二是受限制的权利（Limited Right），即在明确且限定的情形下可以被限制，如自由权。[16]Luca Belli Matthijs van Bergen讨论了网络中立对于人权的推动作用。
最后，监管部门应当大量采取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柔性手段进行监管，例如对公民和企业发提示信息，指导其提高防范意识。互联网治理应通过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对话，包括：公民社会组织、政府、私人企业、国际组织、个人。
其中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包括：设定最低标准，召集多方协商机制，支持和鼓励各方主体参与协商，提升其参与协商的能力，以及进行最终的监督。再次，在出台相关立法时以及立法实施后，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对该立法对人权的影响进行评估，使得立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50] 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 of 2000，http://ifea.net/cipa.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承接此提议，在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治理白皮书》。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测的问题，需要各领域的专家一同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David R. Johnson 和David G. Post的《法律和边界：互联网空间法律的兴起》中指出信息自由流动是一种受到保护的人权[5]。
4.从重实体、轻程序到树立程序正当理念的转变 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限制的度，这是各国都面临的难题。
笔者认为，互联网监管的立法、决策、执法全过程都应当贯彻程序正当理念。同时，科学划分监管机关的权限，合理配置执法力量，推进综合执法。
这一原则要求行政权应当考虑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确保手段能够达到目的，且对相对人造成的侵害最小，成本与收益之间成比例。同时，在行政执法中完善执法程序，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完善行政执法公示和结果公开制度。
本文从国际视野研究了网络人权的概念、研究现状和性质，网络人权的理论基础，网络人权保护和限制的制度建构实践，并从中总结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以期对提升我国互联网治理水平、增进网络人权的国际对话提供有益参考。[13]Joanna Kulesza在《全球信息社会中的表达自由：互联网人权宣言的问题》中探讨了IGF的产生和发展，以及ICCAN被美国控制的问题。例如：上位法已经规定了对某一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处罚幅度，则下位法只能在此幅度范围内进行处罚，而不能超过该幅度进行，否则就构成违法。主要的代表理论有三种： 1.网络自由论 1996年，John Peny Barlow在线上讨论社区发表了致各国政府的一封信（也称虚拟空间独立宣言），宣称你们在这里不受欢迎，在这里你们并不拥有主权，你们也没有伦理意义上的统治权，而且，你们也没有任何手段使我们感到必须受制于你们。
[43]实际上，合作规制的重心和落脚点是自律，它的最终目标是促使企业等被规制对象高度自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17]Joy Liddicoat和Avri Doria讨论了人权和互联网协议在基本原则上的相似性，如：责任、平等、非歧视、参与、责任、自由等
[49]同样，2000年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也有类似的要求。决定根据理事会工作方案，继续审议在互联网上和其他技术领域增进、保护和享有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权的问题，以及如何使互联网成为一项重要发展工具及行使人权的重要工具的问题。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公约都规定了对表达权、人格权、结社自由等权利进行限制的限制，即限制应该符合三段论原则。[37]三段论的限制原则强调合法性、合目的性以及合比例性，和我国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有类似之处。
比例原涵盖了适当性、必要性及均衡性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步骤，成为判断行政行为适法性的有效工具。三、国际保障和限制网络人权的制度实践 由于网络人权的重要性，各国都强调了对网络人权的保护，同时也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其加以限制，对于网络人权的保护和限制的国际经验，有如下三方面值得重视： （一）对网络人权的限制严格遵循三段论原则 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普遍注重对网络人权的保护，一方面需要政府采取措施积极保护，比如修建和改善网络基础设施，提高网络普及率，从而确保人们通过网络受教育权、获得知识的权利。这些柔性监管手段具有平等协商性和自由选择性，从挖掘和满足行政相对人的需求入手，符合民主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趋势，容易取得行政相对人的认同和配合。[3]2012年联合国在阿塞拜疆举办的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报告以及2014年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IGF的会议报告中，都强调互联网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即通过互联网作为一种手段来更好的保障人权，以及更加充分的保障人们在互联网中所享有的人权。
确认互联网作为加速各种形式的发展进程的驱动力所具有的全球性和开放性。所谓法律优先是指一切行政活动的法律依据，均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如：行政法规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部门规章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51]欧盟委员会也列举了许多规制需要考虑的公民权利，具体包括：（1）平等权。例如：上位法已经规定了对某一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处罚幅度，则下位法只能在此幅度范围内进行处罚，而不能超过该幅度进行，否则就构成违法。
（8）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法无明文规定不得限制，这体现了法治原则。
